《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黄元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然并不是说《岁月欢》就无可斟酌挑剔。如释“年”仅以周代丰熟为义项,而略去夏“载”、商“祀”和远古“岁”的丰饶意涵,就可能阻断年节谱系性仪式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些根脉。再如将古代的正月初六前造动物而初七造人的神话寄植于女娲,不知语出何典?至于春联源起,原本是后蜀主孟昶不满学士辛寅逊的联语,亲自撰写并悬挂“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遂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幅春联,而辛之所写,只不过初拟被弃,成为未完成状的联语案头本而已。若真说成“孟昶每个除夕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字”而后才亲自动笔,那春联的起源恐怕要另说了吧。
在我的印象中,不少有分量的岁时年节著作,多立足于传统的文本叙事,庄重沉着,比如,从历代官方与社会精英的文本与图像叙事中梳理,从田野作业中特别是口述传统中呼应与补充,从而重构岁时年节的整体轮廓与仪式细部,进而展示岁时年节的整体风貌与文化空间。黄元琪则异军突起,一声长笛,灵秀悠扬。她长袖善舞,调转重心,镜头直对时下,聚焦民众的节庆生活本身。或许,作者如此命名,旨在说明只是写节日的四时欢而不及其他。那又何尝不可呢?更何况她写欢本身却也并非轻旋律浅节奏飘逸轻柔,而是执着沉稳,厚重阔远,甚至不无忧伤的低音起伏。真可以说时间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刷新日常感,缘启好奇心。这就自带新鲜感了。
壹
呈现当下性,着意节日的现在进行时
《岁月欢》的亮点之一,就是立足当代,将节日感融入现实的生活之中。在这里,着意撷取眼前的波澜,观赏可以衬映的山色林涛,天光云影,即便偶有追根溯源,也沉浸下来,以烟火味、透地气为自家独有的面目和亮点。显然,作者是将坐标系立于现在进行时,所拓展的衣食住行歌舞等所有象限,都从时下原生态的节日语境延伸开来。
从文本叙述层面,文本多以直通地气的叙述句式呈现具体的生活意象与感觉。
传统傣族孔雀舞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这里,不是历史言说那样乐于抽象概括,也并非新闻报道那样目标端直的直奔主题,而是有着相对厚重细腻的感知与描写。其笔势摇曳多姿,收揽所见、所听、所闻、所触和所想的细枝末节,尽量让原生态的生活色彩、音响、线条和味道等进入字里行间。如序言所写兰溪的中秋节一瞥:“月光温柔地在小溪流中流淌,村民们鱼贯而出,在柚子上插香,一家家敲门、作揖、祝福平安。明明夜晚的村庄路灯昏暗,但一轮明月却足够照亮每个人的脸庞。”如此截取细微的直觉,没有纯理性的抽象与阻断,却有着心往神追的高远与温馨。因这里既有情致洒脱的俯瞰式目光,又有善待一切的淑世情怀。仿佛现象美学家那样,只是听,只是看,只是感受,暗含更多的感悟却不说破,让博大幽远的节日情境得以无遮蔽呈现。如此单纯到一片澄明是不容易的。世间所有快乐弥漫开来的不就是单纯吗?如同婴儿的微笑,恋人的依偎,母亲的絮语……节奏又是从容到惬意的舒缓,如月下轻音乐荡漾,如山间云朵升起。
与此同时,从叙述视角层面,还在于作者以实地采访与考察为由,将自己直接融入所叙的语境之中。
这就有了多维的视觉:既是外来人,旁观者,描述的主体是他者,所述有相对的客观性,新奇性;又是亲身参与者,体验融入者,所述有情境的真切感,发之于内的情感性;还是事后追述者,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文字叙事的全能掌控者。且不说敏感而起伏的情绪自然融入,多向度的叙事视角彼此组接而预留的空白,也为文本的摇曳多姿平添许多意趣。
如序言所写“我记得在云南深山中,布朗人迎接完太阳后一路跳歌回村。队伍走得很慢很慢,经常前行三步便停留在原地跳舞唱歌。人们接力用布朗族特有的调子唱歌,每个人唱完一段,就有人豪爽地灌他翡翠酒,所有人都齐声叫好。大家高举插满鲜花的竹幡,米酒抛洒到空中庆祝。我在不远处等候队伍前行,一点也不着急,享受地看着寨民们浑然忘我的快乐。那份快乐随着清风拂在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现实中的压力与烦恼,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一时之间,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误入桃花源的那个人。那些传统习俗明明还在民间留存,它们的感染力能让人如此喜悦与平和,为什么我们不去在意它们呢?”这里,没有浓得化不开的知识点阵,而是烟火味浓郁的歌舞言笑、村舍氛围。看似平凡却又跌宕,言笑晏晏而余味深长。慢节奏不是空壳的口号,而是驻足微笑,看,听,欣赏,空间如绿树撑一伞浓荫,时间似湖水停泊云天。欢乐不知身何在,歌舞醉心如梦游。在读者也欣然接纳,因其并非身处庐山之外的指点言说。
从叙述文本来说,还在于节日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故事。
桃符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我们看到,不同节日都聚焦相应的主人公,且都有着相当时间长度的故事,都有久萦于怀的憧憬和脚踏实地的践行。或传承技艺,或展示才智,或追求爱情,或振兴村庄,或争为优选者……在这里,不只有散文细腻的笔调,更有类似小说的情节推衍与细节雕刻。一个个如电影呈现我们眼前:金华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黄先生,既欣慰东南亚时依然火爆的订单,又遗憾江南难有往昔年画的盛景,更担心这一千年遗产就此断绝;而做桂花糖年糕的谢老则全身心投入于尝试机制古老年糕的品控上;肖公巴哈尔节上,阿布拉江叼羊大赛夺魁而胜不骄,篝火晚会表白受挫却败不馁;玉依香姑娘连年在傣族每年取水少女选拔中败北,终于心想事成并获得了甜美爱情;桑刊节上小伙子岩温罕或歌或舞或酒或泪,对改变家乡而早逝的妻子仍不思量自难忘;中秋节在潮汕的惠玲姐弟惨淡经营着传统的金漆木雕,仍以与马来西亚的叔父彼此思念为慰安;侗族大歌的贵娘与俊哲在歌赛的演出与欣赏中,有着幸福的当下与甜美的回忆……
面对有故事的人物,面对测不准的命运感,就文本而言,在目的未达之际,就不露声色地预设了欲罢不能的悬念,而途中任何点滴的波澜挫折,读者的心弦难免微颤而不能超然于物外。就主人公而言,有期待,有欣然自赏,有遗憾,有忧伤。如同春花秋叶,欣欣生意,自然而然地萌生,绽放,更会化为春泥更护花……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统摄于节日欢乐的氛围之中,成为直击人心的音色浑厚意蕴深沉的交响曲。如此以生活的坐标系描述节日之欢,不也就吻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宽厚的美学命题吗?
贰
剪辑节日现场,秀出图像叙事
《岁月欢》的亮点之二,面对同一对象,文字叙事的同时,各章节也巧妙配图呼应,嫣然一幅幅色线光影交织焕彩的图像叙事。
母子兔 杜焕焕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图像,既不复制传统书卷中的线条勾勒,也不拷贝远在画室的美术家色彩涂抹,而是节日现场真切的情境剪影。我们知道,文字叙事只能在无限逼近事物特征中唤起联想与想象,而不能再现事物与情境本身。而图像叙事却有文字叙事所难以企及的直观性、现场性和全面性,且有将三维物体经聚焦方式叠印在二维纸页如在目前。图文辉映,恰似舞台二人唱,彼此默契配合,却也无妨自家面目。图像穿越文字而无遮蔽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变时间艺术为空间艺术,瞬间把握所在空间的轮廓与细部;而文字叙事则着意所指,能补足图像所缺的清晰叙述线索和复杂意义的表达方式。因文字抽象符号易于穿透性剖析,更易于理性境界的提升。如此异质文本的碰撞,既有联想与想象的张力,又有一目了然的清爽,两两相悦,避短扬长,使得这一著述平添胜于前人的一个新向度。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物件,便以正视图或近似正视图格局,郑重其事地推出。窗前的屠苏酒瓶,色如翡翠形似元宵又似饺子的清明果,色黄形圆味美的月饼,米白枣红裹叶绿的粽子……无一不是独幅满篇,大特写般突兀而来,惊喜而来。如此美味,色香味意养型如此饱满欲出,惹人禁不住津津潜液的渗涌,更有一种神圣幽远的联想。它就是节日仪式的核心元素,就是节日底蕴积淀的活态形式!试想哪一个节日没有标志性的礼仪食品呢?哪一个节日食品没有弥漫着吉祥温馨的文化氛围呢?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环境景物,往往从脚下到天边,广镜头满版满幅地推出。那富有地域特色的房屋外观,那过年挂满腊味的屋檐,那绿意盈盈的水田,那小沙弥来去的寺院,那浩瀚的湖泊,那亘古的雪山,那辞旧迎新的冰河……一旦摄入镜头而折叠入书,所有景致便顺心如意成为特殊的节日文化空间。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人物,都是邻里街坊,芸芸众生,没有身份的加持,没有业绩的铺垫,没有级别的门槛,从祈水的少女,到弹奏乐器的姑娘,从轻抚马头准备叼羊的小伙子,到抬官轿上的儿童……大都以符合正身律的造型特写的镜头呈现。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长镜头扫视下的大多数,只是鲜亮色彩的朦胧陪衬,只是沉默幽远的背景,而这里却出以清晰的个性主体形象。这,就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图像叙事。人本性的庄严以敬畏的镜头自然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图像叙事又以其特殊的蒙太奇结构滋生张力。譬如当下的屠苏酒图与古代歌咏屠苏酒的诗文碰撞,便有时间穿越相融的浑然之感;而那剪纸红艳艳的通灵剔透更是直逼读者曾经的视觉阅历;同时,剪纸与桃符、春联、门神年画不同视角的拍图,掀开年节氛围神秘喜庆的一域;中秋月、八月桂和月饼异质碰撞,形断意连,辽阔与精致兼容,烘托出中秋时空博大的文化空间;还有木版年画中的灶神、门神、财神等与时下年节扮演的财神相对并出,让人顿生天地人神同时在场之感;古代留存至今的锦囊压岁红包与现实中精彩红纸的压岁红包同质异构的呼应;多样精致的泥人玩具与博大浩渺的绿荫山水屋塔云天对应,它们看似相对,其实彼此接纳了对方;草本花卉点缀山川也点缀衣裙,悠悠的岁月雕刻着历史的年轮也震荡着青春的旋律……图文互饰之外的图像对谈,便可见出流逝中习俗历时性的同中之异,或者共时性的异中之同。这一切的一切,都衔接为传统与当下、人与环境的链条亮点,融汇而成古今一体的浑融语境。
颇有意味的还在于,图像叙事多幅连缀仿佛连环画,既是空间建构的呈现,也是事件(工艺或仪式)程序的再现,情感的线索自然融入其中。譬如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工具的揭示,自成图像谱系。或者说,这一组图的叙述逻辑,就在于同一空间内呈现了一个技艺连续性的时间。而此时此地与技艺流程,或许就是历代祖先一再复现的场景。看似容易却艰辛,古今穿越疑是真。在这里,传承激活并打磨着智慧,时下的活生态展演有着厚重的历史投影。谁能说这时间不是叠加?这空间不是叠加的呢?同样来看前呼后应的图谱,馕的打制、餐桌的摆设罗列和客主的欢宴,既宣示空间性的餐饮仪式,又定格时间性的节庆过程。在这里,文字叙事的时间流程,图像叙事的瞬间呈现,彼此蒙太奇碰撞,看似平淡的事理逻辑便似中子击破临界面,迸射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感受到字里行间欢乐之潮的真切涌动。
叁
以点带面刷新视阈,着意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岁月欢》的亮点之三,虽说文本只切入节日欢乐一个侧面,但整体有了全新的格局,即呈现出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相异于一般同类著述多聚焦于以汉族为主体的节日,若仅读目录或粗览文本,直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节日各占其半。这里依次写春节、肖公巴哈尔节、清明节、泼水节、桑刊节、端午节、中秋节和侗年等。如此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线索是作者自己考察访谈的时间与轨迹,以及岁时春秋的顺序。而在深层来说,则是对中国节日开放结构的书写与确认。
由于偏重于活态的中国节庆语境,偏重于历史遗存在生活中的呈现,文本着眼博大却从细微写起,便轻易展开了开放式结构。作者随着旅游与考察的脚步而步入一个个村庄,一家家庄院,一个个亲似家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似乎仅仅是品其食、观其舞、听其歌、赏其画、穿其衣、乐其乐,却也串起了古与今的文化脉络,串起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携手并肩的节日狂欢。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并非汉族所专享,泼水节也并不为傣族所独有。譬如除汉族外,每个节日往往有二三十个民族融入其中:共享春节的还有藏族、彝族、蒙古族、壮族、布依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黎族等;过清明节的,北方有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等;南方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畲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土家族、纳西族、布依族和普米族等;过端午节的,还有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畲族、锡伯族、朝鲜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同度中秋节的,还有侗族、苗族、壮族、傣族、黎族、满族、朝鲜族、高山族等;刻板印象中泼水节似傣族专属,其实也为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所共享;而叼羊比赛,则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节日狂欢的传统仪式……这样,一本书看似区区八章,仅写几个节日,其实却象征甚至囊括了中华民族全部节日的全新视阈。从南而北,自东而西,四两拨千斤,这就是覆盖全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样的《岁月欢》,说得出,叫得响,拿得起,放得下,真是入其内则身心沉浸,出其外则深情回望啊!
这样笔势也放开了,不同的民族在节日文化建设上也有各自的贡献与拓展。在宁波有蒸年糕祭天地祭祖祭神的广场祭祀仪式;肖公巴哈节有纵马叼羊、桑刊节泼水的狂欢仪式;布朗人有堆沙塔、泼水节有少女取水的祈愿仪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拓宽节庆文化空间有意味的形式。更有意义的是,各个民族节日的仪式形神互通,心有灵犀,仿佛深层根脉相连的枝干萌发的鲜花翠叶。如布朗人迎接太阳的仪式与汉族传统的守夜、爆竹贺年仪式,莫非同质异构吗?侗年新年最高餐仪的酸汤鱼,与汉族半坡以来鱼图腾不是深刻吻合吗?为获取“年年有余”祈愿而餐桌鱼盘甚至是木雕鱼,更不用说木版年画胖娃娃抱鱼的年画?塔吉克新年餐桌上簇拥大馕而象征春来人间的七种食品,不也与汉族传统立春的五辛盘同质同构吗?神州共欢乐,天涯心相通。虽或说汉族节日多家庭团聚,却也有群聚打年糕的广场、聚船观剧的湖泊与祭祀先贤的江河语境;而少数民族节日多广场狂欢,却也有家庭团聚的融融乐乐。看似日常朴实自在的周旋揖让,却又衔接着生产、生活与人情礼势的高格调生存样态。细细琢磨便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亲相和,触及心灵的柔软之处而心境澄明。恰如作者所说:“自古以来它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抚平人们生命中的褶皱。”
值得注意的是,《岁月欢》所述的每个节日,如作者所经历的每个地方,她都在亲切温馨的氛围中自然融入,无论个体或群体,都是自由与欢乐的组合,没有外在的权威,没有等级的规制,没有异样的拘束,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由歌唱,圣洁的仪式,有的是岁月更新的期待与梦想,节日的欢乐仿佛神仙的手指触到任何一处都熠熠生辉。人们焕然一新的服饰是净化仪式的初始,而理想的境界将随着刷新的年岁姗姗而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只要在节日里相遇,彼此无设防地接纳,笑容灿烂如太阳,心心相印仿佛兄弟姐妹一般。说到这里,我甚至觉得书中首页的照片似可作为全书意境的象征,那是作者以灿烂的笑容与章朗老寨迎太阳的队伍手臂相挽。其实写节日如此狂欢,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因为它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不难看出。更新的岁月,引我们上升。因为它既是各美其美色彩浓郁的多元节日,又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1版)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