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今年两岸“有惊无险,喜忧参半”******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谢戎彬 吴薇】从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拼凑“亚洲小北约”、扬言军事干预台湾,到8月初佩洛西窜访台湾、解放军对台军演新常态,再到11月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蔡英文辞去党主席,2022年的台海局势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环球时报》针对上述热点,专访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
“抗中保台”牌失效,是2022年对台斗争最显著成果
环球时报:如果用一两个词总结一下2022年两岸关系,您会选择哪个词?
王在希:“有惊无险,喜忧参半”。2022年两岸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持续紧张、跌宕起伏,但大陆面对严峻复杂的台海形势和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坚持斗争、敢于亮剑,最终使台湾主流民意出现有利于大陆的积极变化。民进党“抗中保台”牌失效,是2022年我对台斗争最显著成果。
环球时报:8月佩洛西窜台,您认为解放军连续军演传达出哪些信号?
王在希:佩洛西窜访台湾,无疑是2022年台海局势中一个重大事件。事先我外交、国防部门对美进行过严正交涉、提出过严重警告,所以她的窜访不仅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小冲击,在国际社会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鉴于事态严重性,解放军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对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导弹实弹试射。这次试射与1996年3月那次相比,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不仅射击区由以前2个增至6个,而且形成全覆盖,把台湾三大港口全部封锁,加上海空军出动各种先进战机、军舰,同步对台岛实施高强度、长时间实战化演练,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巨大威慑。这次演训形成对台军事震慑新常态。它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强大能力,随时可以对台岛实行封锁和火力打击。台军方人士也惊叹,解放军能够每天出动几十架、上百架战斗机不间断地在台岛周边飞行,而且安全无事故,台湾空军已经不是对手。这个新常态慢慢让台湾老百姓认识到,民进党当局宣传的“大陆不敢对台动武,即使动武美国会出来保护”的谎言不攻自破,台湾民众觉得失去安全感,再任凭蔡英文“倚美谋独”“抗中保台”迟早会引发战争。这一点是民进党在11月“九合一”选举中最终惨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说明解放军近几年来持续对台军事威慑的效果已经慢慢显现出来。
美国近年来频繁打“台湾牌”,不惜虚化一个中国原则,一是给台海局势制造紧张,二是趁机从台湾捞取经济实惠。台湾实际上当了冤大头,花了大把银子,最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东西。就拿佩洛西窜台来说,她个人出尽风头,台湾的好处也拿了,但一场闹剧过后,台湾得到什么呢?是解放军对台岛周边海域的高强度实战化演训、台海局势的空前紧张,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完全被美国利用。这也是导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越来越不满的原因之一。
“大陆对台动武”时间表没有事实根据
环球时报:近几年有关两岸统一时间表有各种说法。美西方为何一直炒作“武力统一”?在您看来,和平统一的前景如何,需要具备怎样的前提?
王在希:关于大陆可能对台动武时间表的说法,源头都来自美国。我认为美国散布的2027年或2025年“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只是一种主观臆测和逻辑推理。他们的主要意图有三:一是制造台海紧张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干扰大陆正常发展;二是让民进党当局不得不更加紧密地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实际控制,达到绑架台湾的目的;三是引诱台当局向美国购买更多先进武器,或者美台合作生产武器,让美国军工财团获取更多的经济实惠,同时达到武装台湾的目的。
至于实现和平统一,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台当局必须要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二是在岛内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鼓吹两岸“一边一国、互不隶属”。台湾的主流民意有2/3依然希望维持“不统不独”现状,所以要实现和平统一尚需艰苦努力。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依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因为实现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会做到仁至义尽,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放弃。但最后能否实现和平统一,不完全取决于大陆一方,关键还要看台湾当局是否配合。
大陆民意多数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关于统一的时机选择,是关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着眼全局、精确谋划、权衡利弊、谋定而动,不能让外国势力带节奏。《孙子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很难事先设定一个具体时间表,实现统一不仅要看岛内因素,也要看大陆自身的情况,还有国际环境的考量。何时实现统一很大程度上要看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如果民进党当局铤而走险,配合美国搞“台独”边缘政策,不断冲撞底线红线,就有可能迫使我们提前解决台湾问题,对此解放军是作好充分准备的。
环球时报:“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操弄这么多年的“抗中保台”牌为什么现在失效了?这反映台湾社会或台湾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在希:民进党这次惨败,我看主要原因是蔡英文“抗中保台”牌失效。近几年每到台湾选举,蔡英文就打“抗中保台”牌,极力制造对大陆的仇恨,把抗拒统一说成是“捍卫台湾民主自由”,宣称我“一国两制就是要吞并台湾”。蔡英文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特别是佩洛西窜台,导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广大选民终于意识到“把票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战争”。大量中间选民也慢慢看清楚了,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抗中”是真,“保台”是假。美国打着“军事干预”“协防台湾”旗号,实际上是武装台湾,准备将来与大陆打一场“不对称战争”,让两岸同胞自相残杀,搞成鱼死网破,美国坐收渔翁之利。这次美国迫使蔡英文当局把台湾高科技核心产业台积电连同人才、技术、资金迁到美国去投资,就是要掏空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表现越来越失望。
与此同时,民进党贪污腐败、学历造假、“黑金”政治在这次选举中暴露无遗。这次选举是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岛内民众慢慢觉醒,“下架民进党”成为多数选民共识。尤其是年轻人首投族坚持独立思考、自主投票,这一变化从12月18日嘉义市长选举看更加明显。过去蔡英文宣称台湾年轻人是“天然独”,事实证明,年轻人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民进党靠欺骗宣传忽悠年轻人已经行不通。
台当局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
环球时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迁机仪式上说了一句“自由贸易已死”,您如何理解这句话?台积电要变成“美积电”,您认为美台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王在希:我认为这反映了张忠谋老先生对当下时局的无奈,言外之意是说在如今国际强权政治环境下,真正的自由贸易不复存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你看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迁机典礼上那种趾高气扬的表情,就像海盗掠夺到一船珠宝一样兴奋。张忠谋内心应该很复杂。台积电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蒋经国刚刚布局对外开放,张忠谋大胆采用晶圆代工模式,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巨头,且拥有生产2纳米和3纳米芯片的先进科技。美国担心将来一旦两岸统一台积电会落到大陆手里,所以采用高压手段迫使其迁美,把台积电变为“美积电”。显然,台积电赴美是在美方强大压力下的无奈举动。
美台关系就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我曾经说过,美国打“台湾牌”不用成本,只是给台湾一丁点“官方”色彩,台当局就必须无条件听命于它,心甘情愿为美国遏华政策服务。因为事实上台湾已经被美国深度控制,台当局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成为美国走狗。走狗不走就得下台,所以蔡英文即使内心不情愿,也不敢不从。
环球时报:明年是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一年。您对2023年的两岸关系有怎样的预测和判断?
王在希:展望2023年两岸关系,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关系制约。总的来看,今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团队正在进行接触磋商,明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对华强硬遏制战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把原来“台湾政策法案”中相关条款带进来,规定未来5年美国将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事援助,主要作为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的配套资金,同时也是给台军掌握这些新武器进行培训的费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每年将派遣10名官员去台湾,安排在台湾行政、立法机构任职。未来,台湾当局的运作将完全被美国操控。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一年多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民进党失败后,已经在抢先布局2024年,现在呼声最高的是赖清德。国民党目前取得了近些年来难得一见的大好形势,不仅保住了新北、台中,而且夺回失去多年的台北、桃园两个战略重镇,长期低迷的士气开始回升。但国民党的老毛病是形势一好就开始打“内战”,估计党主席朱立伦会吸取教训,从目前情况看民调最高、呼声也最高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起去新北市,与侯友宜同台,朱立伦明确表示,“2024年一定会提名最强候选人,我是最佳助选员,侯友宜才是主角和英雄”。如果朱立伦真能从大局出发,并且与民众党实现“蓝白合”,2024年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不过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九合一”地方选举性质不同,会更加突出公共政策和两岸论述,民进党通过内部整合,其势头不可小觑。加上具有“执政”优势,蓝绿争夺会非常激烈,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站在两岸关系视角,赖清德是强硬“台独”分子,曾公开叫嚣“我是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他如果上台,其“台独”立场比蔡英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岸关系有可能更添变数。国民党如果上台,两岸关系会趋向缓和,但一些人对“九二共识”态度暧昧,在坚持一中、推动统一方面和连战、吴伯雄甚至马英九这一代国民党领导人相比,已经相去甚远。所以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宏伟目标,主要还得靠大陆自身发展和努力。(环球时报)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彩神注册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