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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神注册2022-12-22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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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大变局叠加大变革，这场国际传播研讨会信息量极大！******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媒介生态不断变革，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当大变局叠加大变革，如何认清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的相关负责人与权威专家学者一道，把脉新时期国际传播的“道”与“术”。

　　以下为部分嘉宾观点摘录：

图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

　　要认清当前网络国际传播的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表示，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主战场和主渠道，但要看到，在全球事务中，怎么充分发挥和表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在内容生产上还有短板；此外，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我们缺乏自主可控的平台。他提醒，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图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

　　应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应认识到，国际舆论已经不是西方舆论，除了关注世界格局变化之外，我们应该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关注这些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他还提醒，国际传播应瞄准海外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

　　国际传播话语方式应该“变中求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认为，如今，国际传播态势发生的变化之一是，懂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表述方式也出现了新诉求，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中话西说”既要注意适配已经适应外语表达方式的海外华人需求，还应该研究如何向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人做传播。

图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4个i”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表示，在人类面临更多不确定和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真诚对话，实现互鉴互学、和而不同，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议题。“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她将讲好中国故事概括为“4个i”：Initiative Narrative of China：原创价值的中国叙事；Innovative Story-Driven Database：故事导向的数据创新；International Public-Service Platform：面向国际的公共服务；Intellectual-Property Development Strategy：聚力IP的发展策略。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

　　国际传播应“入眼”“入心”“可持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表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融合开展国际传播，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他表示，普通公众可以通过国际社交媒体，以个体身份进入社会信息的交互传播，其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传统主流媒体对于个体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如过去那样巨大。国际传播活动要把传播的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图为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分享案例。中新网李太源摄

　　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

　　突出侨海特色，用“新”讲好中国故事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重视发掘“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此外，重视出圈出海的新渠道，探索以网为媒、以人为桥的国际传播新范式，发挥人脉建设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图为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

　　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

　　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表示，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他认为，要快速准确地抢占话语阐释权，并力求把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要从受众出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文化习惯，还要让外国人讲，积极联系外国政要、智库专家、大V、网红以及Z世代年轻群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让有影响力的人影响更多普通人。此外，做国际传播，还必须寻找共同的关注点和关联处。

图为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

　　互动式话题设置能为正能量内容传播发酵赋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说，微博有5.82亿月活用户，遍及海内外。微博具有独特的广场式社交特点，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地带动用户参与话题的讨论，也为推动正能量内容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发酵赋能。

图为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

　　用短视频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

　　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作为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短视频能够降低用户获取信息的门槛，帮助用户更快速地了解资讯内容，应利用短视频快速、简单、易懂的特点，采取多种传播手段并邀请专家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让政策能够更好地向下传播。

图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

　　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表示，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将加强策划，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突出话题特色，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凸显“一国两制”事业的行稳致远。

图为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

　　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时不能自说自话，民间传媒的角度不能太官方。他还表示，礼让谦和、避免冲突是我们的伦理基础，但是舆论恶意攻击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所以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这不仅会赢得国家尊严，同时也会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赢得空间。

图为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

　　华媒在海外发声特别要讲求公信力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公信力十分重要。她表示，海外华媒要有影响力，就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例如，不能为了博取某些外国人的关注，就故意贬低中国、抹黑中国，也不能为了网络舆论造势，故意贬低所在国。

图为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

　　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的接受度高、敏感度强，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在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他们也能获得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应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图为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

　　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的最好桥梁

　　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海外华文媒体不仅是华侨华人故事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他介绍，近年来，鹰龙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图为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

　　华媒发声，要善于进行有亲和力的国际传播

　　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说，海外华侨华人现在已经无缝对接国内的新闻渠道，如今，海外华媒的工作重点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看法，华媒的传播优势和着力方向在于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

图为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线上发言。中新网李太源摄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

　　讲好中国故事，先要理解国情和历史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舆论斗争非常复杂，越是困难越需要沟通对话，越需要国际舆论引导，越需要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她表示，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

图为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华裔青少年的教育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国际传播要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影响，传播者在内容编辑与编排上要与国际接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传播方式上，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向“一起讲”，从“讲历史”转向“讲现代”和“讲未来”。此外，应该重视华裔青少年群体，让他们学好中国文化，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图为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李霈韵摄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

　　中华文化类节目让澳门观众感受到祖国一家亲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表示，澳广视积极将内地的新闻资讯、文化信息传播给澳门市民，并积极将澳门和内地的声音、形象传播出去，以理晓悟，建构文化桥梁。她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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