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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为何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共二十大·观察)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为何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新社北京10月23日电题：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为何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张蔚然

　　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场合，面向中外记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10月23日，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外记者亲切见面。图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新社记者盛佳鹏摄

　　“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习近平说。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共二十大期间成为高频词。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22日，全人类共同价值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载入“党内母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行动的共同遵循。有评论认为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和“世界意识”。

　　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再次突出宣示“全人类共同价值”，表明中国共产党未来施政将继续致力于拉紧与世界“命运与共”的纽带，以胸怀天下的情怀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动荡因素增多，虽然各国相互联系和影响更密切，但疫情、冲突、通胀等造成的外溢效应持续，饥荒疾病仍在流行，隔阂和对立在一些地方持续加深。

　　着眼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面对各国间存在的具体利益分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呼吁各国以“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智慧化解矛盾冲突，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增加和平合作的“砝码”在国际关系“天平”上的分量；面对不同人群、地域存在的价值理念分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呼吁通过对话和交流，让文明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得到更大发展，集“小同”为“大同”，化“不同”为“共同”，增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由于自身环境、历史、发展历程不同，对制度和道路愿景存在不同看法，这本应是世界多样性图景的一部分，但近年来随着个别国家选择通过诉诸小圈子、提出遏制战略、开展“排他行动”来扩大共同声音的“音量”、共同选择的所谓“辐射范围”，给世界发展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一些中小经济规模和体量的国家甚至担忧本国有一天或许不得不“选边站队”。

　　对于这些“乱象”，中国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无论是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中国都致力于从各国人民最深刻、最普遍、最现实的共同诉求出发，希望在对话、理解与合作中推进世界的共建共治和共赢共享，而非诉诸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今天，通过再次郑重宣示“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对“如何看世界、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作出了回答，进一步阐明了中共的“世界观”。

　　正如他在见面会上所说，“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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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

　　“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

　　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